1976年11月16日，时任新疆军区司令员的杨勇在一次党委会议上突然提出：
“我患肺气肿，向中央请了假，去疗养几个月，准备到武汉住几天，然后到广州、海南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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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杨勇
作为一个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将军，杨勇身体不好似乎也是公认的一件事，加上年纪也越来越大了，各方面素质都大幅度下滑。不过，这次杨勇提出请假，确实让人感觉很诧异，自从恢复工作到了新疆军区后，杨勇就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还从来没有请过假，那么这次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杨勇安排好工作后，先是乘坐飞机到了北京，原解放军总参谋长、时任中央军委顾问的罗瑞卿听说杨勇请假去南方的事儿后，也提出了一个要求：
“我跟着你一块儿去。”
两个老将军之前似乎从来没有打过照面，但这一次确实是不约而同。
杨勇和罗瑞卿商量后，借来了一架专机，那时罗瑞卿没有专机，只好笑着调侃：
“这次我跟着你沾光吧。”
有意思的是，后来原本计划是两个人出发，但临走前又多加了一个人——时任兰州军区司令员的韩先楚。
一行人就在机场，一直等到中央批准以后，他们三人才坐上专机。
飞到武汉后，时任武汉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政委王平都开会不在，副政委王猛出面接待了他们三人，在饭桌上，虽然大家推杯换盏，但彼此之间气氛很是紧张。
尽管王猛很清楚杨勇此行的目的，但他话里话外不能点破，大家就只能坐在一起含含糊糊的聊，不仅如此，事后王猛还把武汉军区机关所有领导同志都叫了过来，杨勇、罗瑞卿与他们都做了亲切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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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76年12月，杨勇（左）与罗瑞卿（右）在广州
其实，话里话外不外乎就一个意思，因为包括王猛在内的武汉军区不少同志都希望邓小平早一点出来工作。
对杨勇的态度，王猛早就心知肚明，早在四届人大开会前，他就听杨勇说过：
“小平同志现在主持常务工作, 毛主席讲, 小平同志政治思想强, 人才难得。主席讲了, 现在由小平同志管常务事情，有什么问题今后好办。”
三“杨”开泰1951年2月5日，中央准备调十九兵团入朝参战，临行前周总理拉着十九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政委李志民说：
“你们十九兵团，还有杨勇、杨成武同志指挥的两个兵团，都是有着光荣传统、战斗力很强的部队。我曾经说过，要把你们'三杨’拿出来，叫做'三杨开泰’！”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三“杨”开泰已经被传为一个佳话。
不过，三“杨”之中最早入朝的是杨成武，最晚入朝的则是杨勇。杨勇接替的是杨成武的第二十兵团司令员。
从1954年开始，杨勇又先后担任了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司令员。
一直到1958年10月才回国。
杨勇是邓小平的老部下，不过在参加革命之初，两人交往并不多，虽然两人都在红一军团，但彼此之间也只是有所耳闻。抗战爆发后，杨勇任八路军115师686团副团长，而邓小平则是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不久后又调到129师任政委，两人还是没有什么交集。
1945年8月20日，晋冀鲁豫军区成立，下辖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个军区，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委，当时杨勇正担任着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勇也因此成为邓小平的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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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又说回来，杨勇确实是一员能征善战的将领，早在红军时期便已经出名，所以当以冀鲁豫军区部队正式成立野战军时，杨勇又被正式调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七纵队司令员。
晋冀鲁豫野战军是解放战争初期成立，但是随着战局变化，后来便被拆分开了。
杨勇担任司令员的冀鲁豫军区，先后走出来过两支主力纵队。
其中一支是晋冀鲁豫军区第一纵队，后来正式成立晋冀鲁豫野战军后，又划归野战军下辖。杨得志任司令员，苏振华任政委。
严格意义上来讲，冀鲁豫军区当时是直属于八路军总部下辖的，后来中央为了成立晋冀鲁豫军区，才将冀鲁豫军区与太岳、太行、冀南军区合并，所以后来在成立野战军后，为了表示尊重，刘邓特意将第一纵队的番号给了冀鲁豫军区。
这个第一纵队成立之初，原本是要去东北的，后来因故留在华北，又改称晋察冀军区第一纵队，一直到1946年11月，中央下晋察冀第一纵队回师冀鲁豫，除了司令员杨得志被聂荣臻截留下来（晋察冀军区从抗战之初就缺军事干部）。
第一纵队回师冀鲁豫的时候，冀鲁豫军区已经成立了以杨勇为司令员的第七纵队，等于一个冀鲁豫军区，就出了两支主力纵队。
刘邓首长考虑再三，决定仍然保留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一纵队番号，并命令一纵、七纵合编，下辖4个旅，杨勇任新的第一纵队司令员，苏振华任政委。
从解放战争一开始，晋冀鲁豫野战军作为党中央指挥的最大规模的野战部队，一开始就承担了最繁重的任务。而杨勇又作为第一纵队司令员，承担的自然也是最繁重的任务。
在刘邓首长的指挥下，杨勇率领第一纵队参加了多次战役，特别是千里跃进大别山一战。
根据数据统计，千里跃进大别山之前，刘邓曾上报中央南征野战军（晋冀鲁豫野战军拆分后，对刘邓率领挺进大别山的部队的称呼）各个纵队的人数。
南征野战军总计兵力在实有官兵122417人；其中野司直属队：6370人；第1纵队：32357人；第2纵队：31000人；第3纵队：26468人；第6纵队：2632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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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刘伯承与邓小平
从这一数据不难看出，第一纵队在千里跃进大别山之前，是晋冀鲁豫野战军下辖的堪称最强战斗力的纵队。
到1948年3月28日，南征野战军主力转出大别山后，各个纵队差不多几乎伤亡了一半多，其中第一纵队合计兵力仅剩15363人。
1948年5月，根据中央指示，合并晋冀鲁豫军区、晋察冀军区为华北军区，成立中原野战军，加上归建的陈谢兵团，中原野战军下辖1、2、3、4、6、9、11共七个纵队。除了晋冀鲁豫野战军一开始就缺编的第五纵队番号，其他纵队分别划归华北军区以及其他各个军分区。
一直到淮海战役后，中野各个纵队的实力才略有恢复。
不过，邓小平对杨勇仍然十分赏识。
1949年2月，根据中央命令，中野各个纵队成立第三、第四、第五兵团，其中第三兵团司令员为陈锡联，第四兵团司令员为陈赓。
对第五兵团司令员人选，邓小平一开始就中意杨勇。
尽管时任六纵司令员的王近山同样很出色，而且从千里跃进大别山开始，王近山都是承担最繁重的任务，然而从综合素质比较，杨勇确实更加均衡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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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王近山
面对不服气的王近山，邓小平曾说过这样一句话：
“你作战勇敢，组织指挥能力比较强，有战功。但是你有一个弱点，就是不太善于团结同志。作为一个兵团司令，更重要的是要能把大家团结起来，在这一点上，杨勇比你合适。”
出任副总参谋长建国后，杨勇与老首长邓小平之间交往仍不多，但彼此之间依然很牵挂。
更重要的是，杨勇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绝不含糊。
1972年5月，杨勇复出工作，担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
到第二年，周总理考虑到新疆地理位置特殊，加上同苏联关系的原因，特意调杨勇赴任新疆军区任司令员。
也就是在杨勇复出后不久，邓小平也逐渐的恢复了领导职务，杨勇听说此事后，也深为老首长感到高兴。
1975年1月5日，经毛主席批示，邓小平出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1月8日十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又被选举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兼政治局常委。杨勇那时在北京也出席了会议，得到消息后更是高兴异常。
据工作人员回忆，杨勇回到新疆后，多次听到他日常哼唱“洪湖水，浪打浪”的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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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杨得志、杨成武、杨勇
在后来两年多时间里，虽然时局艰难，但杨勇始终力挺邓小平，并顶住了压力，他对政委郭林祥说：
“我也相信小平同志是正确的，我们就是按兵不动。”
1976年后，邓小平复出工作仍然遭到了重重阻力，杨勇对此忧心忡忡，为了给邓小平复出工作宣传造势，杨勇年底特意向中央请了假，准备动身南下，罗瑞卿对杨勇的举动心知肚明，也决定参与其中。
一路上，杨勇同罗瑞卿反复交流，达成了一致共识：
“让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是大势所趋、众望所归。”
从武汉离开后，杨勇、罗瑞卿马不停蹄继续南下到广州，并先后走访了汕头、湛江、深圳、澳门等地，并且还在海南三亚过了一个春节。
在广州留园居住期间，时任广州军区司令员的许世友以东道主的身份请杨勇到家里吃饭。
许世友请人吃饭其实还是老样子，一贯大开大合，一进门看见杨勇拄着根拐杖，上去就说了一句：
“你在我面前装什么老？”
要知道许世友比杨勇还大8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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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许世友
菜摆满桌子后，许世友照例把酒也摆了上来，不过那时杨勇已经不能喝酒，得了过敏性肠炎，一喝酒就拉肚子，许世友也不勉强，自顾自的倒酒合起来。
许世友对杨勇到来原因心知肚明，但两人都没有把话说破，末了的时候，许世友只是简单地接了一句话：
“我的部队都拉到山上去了, 野营拉练。”
意思是对杨勇表示支持。
杨勇从许世友的话中听出意思，心中略感宽慰。
1977年2月，杨勇动身返回北京，在武汉又特意做了停留，因为杨得志和王平都回来了，三个老将军聚在一起，就各方面事项达成一致建议，王猛有时也带着武汉军区的干部上门，大家都对邓小平重新复出工作表示关切。
回到北京后，杨勇仍然没有停歇，而是不断的向中央反映，并与罗瑞卿一起建议，希望中央能迅速召开会议，请邓小平出山工作。回到北京后第三天，杨勇就上了西山邓小平住处，两人多年不见，心中都是一阵唏嘘。
杨勇对邓小平很尊重，两人沿袭的还是战争年代的习惯，杨勇称呼邓小平为“政委”，自始至终，杨勇在邓小平面前最无拘束，而邓小平也对杨勇信任如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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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邓小平
不过，此番前来，杨勇心里依然很高兴，因为老首长看上去身体非常不错，回到新疆后，他还忍不住把这件事对身边的同事说：
“小平同志情绪很好, 身体也很好……我已经把你们民族同志的心情转达给小平同志了, 希望他快一点出来工作。只有他出来工作, 才能有真正的安定团结, 我们的党才有希望。”
邓小平推荐杨勇出任总参谋长1977年5月，杨勇接到中央通知，准备率团赴朝鲜访问。
杨勇是最后一任志愿军司令员，同朝鲜领导人一直有着不错的关系，之前朝鲜领导人几次访华，中央都没有回访，考虑到两国友好，中央才决定让杨勇率团前往。在出国之前，罗瑞卿、王尚荣等老战友都来拜访杨勇。
“我准备从朝鲜回来以后就去探望邓小平同志。”
出乎意料的是，王尚荣却摇了摇头：
“还是走之前去比回来去更好。”
当时朝鲜的同志对邓小平是否复出工作也很关切，也问过几次邓小平的身体健康情况，王尚荣考虑到这一层因素，建议杨勇赴朝之前去探望，这样等朝鲜的同志问起来，也好有所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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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58年3月，朝鲜领导人金日成与朝鲜人民欢送中国人民志愿军返回祖国，左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杨勇
杨勇采纳了王尚荣的意见，立马联系了老首长，第二天早上10点，邓小平专程派车将杨勇接到了西山住处。
一直到从朝鲜回国后，杨勇还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到了朝鲜有关领导人关心小平同志的情况。
1977年7月，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正式复出工作。
也就是在会议前，杨勇就收到了这个好消息，还专程到西山看望邓小平。
原本中央考虑让杨勇接替韦国清出任广州军区政委，韦国清当时被调任总政治部主任，然而杨勇却毫不犹豫的拒绝了，叶剑英也大感意外，后来问了以后才知道原因。
“您也知道我没去过华南，对那边的情况也不了解，去的话很难开展工作，更何况我心里已经有了想法，就是去福州军区。”
当时，福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因飞机失事遇难，福州军区出了空缺。
不过，杨勇后来既不是去广州军区，也不是去福州军区。
从1977年9月，在邓小平见一下，杨勇正式担任了副总参谋长，协助总参谋长邓小平主持工作。因为邓小平身上兼任的职务太多，当时杨勇实际上就负责总参谋部的工作。
有意思的是，1978年9月，南斯拉夫人民军总参谋长斯塔查·波托查尔率团访问中国，时任总参谋长的邓小平热情的招待了他们，而杨勇负责日常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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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杨得志、杨勇与许世友
斯塔查·波托查尔吃了一惊，当他了解到杨勇在总参实际地位后，曾一脸歉意的表示：
“原来你在中国军队是这样的身份，之前我接待你的规格不够啊。”
就在这年6月，杨勇以副总参谋长的身份率团访问南斯拉夫，然而等到了以后，杨勇却没有见到时任南斯拉夫总统的铁托。原来，南斯拉夫考虑到杨勇是副总参谋长，便决定总统铁托不出面，改由南斯拉夫人民军总参谋部出面接待。
代表团的工作人员一见南斯拉夫如此敷衍，顿时就要去讨个说法，是杨勇拦住了他们。
“人家说得对，我只是一个副总参谋长而已，人家的接待规格没错。”
杨勇后来都没有提起此事，
一直到斯塔查·波托查尔回访中国，才发现了这个情况，故而才有道歉的举动。
而事后邓小平在了解到此事后，也觉得杨勇以副总参谋长的身份处理事务比较麻烦，是时候将他提升为总参谋长了。
1979年年底，中央军委决定调整三总部领导班子，邓小平也考虑到自己身上兼职太多，决定不再兼任总参谋长一职。
在考虑总参谋长人选时，邓小平特意征求了各方面的意见，并提出杨勇过去在战争年代就很能打仗，而且也善于团结同志，是一个合适的人选。而且中央军委还考虑，调张震到总参谋部，出任第一副总参谋长，协助杨勇工作。
然而因为一些因素，杨勇后来并未出任总参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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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80年6月，杨得志总参谋长、杨勇副总参谋长参加演习途中在62师师部合影
1980年2月20日，杨得志出任总参谋长。
尽管如此，杨勇从来也不抱怨，而是继续投入工作中，他与杨得志在战争年代关系就很好，此次杨得志赴任总参谋部，为了方便他熟悉工作，杨勇抱病陪同他一起到外地视察。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届一中全会上，杨勇以副总参谋长的身份，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在党的历史上，这也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一次，足见邓小平对他工作的肯定。
遗憾的是，就在当选中央书记处书记几个月后，即1983年1月6日，杨勇不幸病逝，终年70岁。
对他的去世，邓小平始终很惋惜，杨勇的过早离世，对党和国家来说都是一个沉重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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